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下)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图片 1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1960年11月28日”⑿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60年11月15日。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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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7页。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⑩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③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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