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作品赏析: 云游(序一)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徐志摩的诗,留在意识里印象最深的是那十八首《沙扬娜拉》中的一首。

谢冕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突然间一瞥,世间的美定格在诗人眼底,姑娘那一刹那间的温柔与可人成就了诗人眼底心里惊鸿般的发现与惊叹,瞬间的美丽成为永恒的留驻,留驻在诗人心里,流注在诗人笔端,留驻在世人的文字与世代的共鸣和同感里。那羞涩的一低头那浅浅的一笑那像水莲花不胜凉风的清纯与柔弱,是一张美丽迷人的画一张生香动人的人像活丽在读者的眼前与心里。诗人在惊叹与赞美美的呈现之余,对于美的爱与珍视化为缓缓慢慢的反反复复的软语叮咛:“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这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哀愁”,现实里的美的时刻美的事物常常是一现的昙花,所以,美啊,你一定要珍重,你一定要珍重!美的生命让人喜欢让人爱恋,所以甜蜜;美的易逝让人遗憾让人无奈,所以忧愁!对一个姑娘瞬间美态的发现,却穿透了诗人对世间之美的洞识与体认,瞬间便是永恒,形象就是物理,诗意呈现在眼底,永恒的物理引向远方。

  在记忆中永存

  《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
  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

《偶然》也是如此。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我是天空中的一片云

  他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象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能获得这般宠遇的。也许一个诗人生前就寂寥,也许一个诗人死后就被忘却。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冷酷。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谈论的人们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
  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
  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
  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
  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愈复杂愈有魅力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
  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
  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你不必讶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觉得他以三十五岁的年华而“云游”不返是个悲剧。但是,诗人的才情也许因这种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而益显其光耀:普希金死于维护爱情尊严的决斗,雪莱死于大海的拥抱,拜伦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在一场大雷雨中结束了生命……当然,徐志摩的名字不及他们辉煌。他的一生尽管有过激烈的冲动,爱情的焦躁与渴望,内心也不乏风暴的来袭,但他也只是这么并不轰轰烈烈地甚至是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去了。但这一来一去之间,却给我们留下了恒久的思念。
  也许历史正是这样启示着人们,愈是复杂的诗人,就愈是有魅力。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我们从中不仅窥见自己,而且也窥见社会。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
  这是一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象他这样一位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社交极广泛,又在剑桥那样相当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正如他在《吸烟与文化》中说的:“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由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自然会很容易地被判定为不同于众的布尔乔亚的诗人,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那种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
  茅盾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即使在现在读来,也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①茅盾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但是茅盾依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②)这两个字概括了这位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③朱自清这一评语是知人之言。他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①茅盾:《徐志摩论》。
  ②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54页。徐志摩在引用这两句话后写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煞风景,当然,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
  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
                            (王川)

更无须欢喜——

  茅盾对徐志摩的批判是尖锐的。人们今天可能会不赞成他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于具体材料之上的,没有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极端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以《秋虫》、《西窗》两诗的个别诗句和基本倾向给徐志摩“定性”。但是,思想驳杂的徐志摩的确也有过相当闪光的思想火花。他曾经热情赞美过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他在这篇题为《落叶》的讲演的最后用英语所呼喊的“Everlasting yea!”(“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应当说是真诚的。
  徐志摩为世所诟病的《秋虫》、《西窗》二诗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也就是这一年,徐志摩在五三惨案当日的日记中对时事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志摩日记》)同年七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①又,在纽约致安德鲁信:“内战白热化,毫无原则的毁灭性行动弄到整个社会结构都摇动了。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日子……”②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陆小曼信,谈旅途中见到劳苦者生活状况时的心情:“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③  
  ①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
  ②同上。
  ③同上。 

在转瞬间消逝了踪影

  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可以对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可以极有兴味地谈论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①。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  
  ①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建立在这样一种并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否定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的地位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改变一种旧观念和建立一种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是承认诗人作为人,他有自己的素质(包括他对人生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并且承认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诗人作为一个易于受到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条件影响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前进或后退都是可以理解的必然。
  我们要求于诗人的首先是真。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真实的人,作为社会的人。这本身就先天地意味着“不单纯”。要是我们以这种观念看徐志摩,那末,在徐志摩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矛盾、不单纯,正是作为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我们不妨进一步论证:处于徐志摩那样的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因长期的闭塞而对世界上的事物怀有新鲜感,他们的广泛兴趣和不及分析的“吞噬”,不仅是求知欲的显示,而且体现了“寻找药方”的热情。所谓的——

你有你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有我的  方向

  这当然表现了他的惶惑。但是,这惶惑却正是“风来四面”的急切间,难以判断与选择的复杂局面所造成。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地有一种以学业报效国家的热情,徐志摩无疑也怀有这样的信念。一九一八年,徐志摩离国后曾作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徐志摩曾经作过《自剖》、《再剖》。他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
  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象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你记得也好

  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

最好你忘记

  从清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向着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觉醒。由于长期的闭锁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化时一般总持着一种“拿来”实用的直接功利目的。更有甚者,他们急于把这一切“中国化”(有时则干脆叫做“民族化”),即以中国的思维观念模式急切地把外来文化予以“中国式”的改造。因此,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拿来就用”、“拿来就走”,很少能真正“溶入”这个交流,并获得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从而加入到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的闭锁性,限制了许多与西方文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的充分发展。徐志摩在这个变流中的某些特点,也许是我们期待的。他的“布尔乔亚诗人”的名称,也许与他的文化性格的“西方化”有关。这从另一侧面看,却正是徐志摩有异于他人的地方。在新文学历史中,象徐志摩这样全身心“溶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摄取其精髓的人是不多的。不无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他还来不及充分地施展。但是,即使在有限的岁月中,他的交游的广泛和深入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一九一八年夏,徐志摩离国去美。一九二○年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离美赴英,一心要跟罗素学习。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这个愿望因罗素在剑桥的特殊变动而未果。但次年他还是与罗素会了面。
  徐志摩于一九二二年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这次会见留给他毕生不忘的记忆。“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我与你虽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也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从《哀曼殊斐儿》中可以看出他们由片刻造成的永恒的友谊: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
  ……

人生有太多的美好相遇,美好的人生相遇里彼此互放了刻骨铭心的照亮一生的光亮。但人的个体是那么的渺小人的拥有是那么的有限人的境遇是那么的容易变迁人的方向是那么的不同,美好的相遇并不意味着永远的相守永远的拥有,美好的相遇就像海面上各有各的航向的两艘不期而遇的船就像偶然投进波心里的云影,互放了瞬间的光亮之后仍然各有各的方向继续前行。继续前行是宿命,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是宿命给人的厚赠!人说诗人是哲人,在瞬间的相遇与感动里,在云投波心云移波走的瞬间美的发现里,洞彻了人与人相遇相知相识相惜又不得不相别相忘的真理!在瞬间的洞彻里实现心灵的超脱与自由,并款款劝人珍惜遇见珍视光亮放弃执着!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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